枢纽型网络城市不但为陷入了实业高成本、财富分配扭曲等“双重困惑”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另一个可能性，更是对国家结构性改革的前瞻性响应。2016年10月20日，华顿经济研究院在上海发布了“2016年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在该排行榜上，北京、上海、广州继续分列前三甲，而深圳、天津、成都、苏州、杭州、重庆和武汉位居前十位。京沪穗再度蝉联三甲，所谓“广州被挤出一线城市”的说法，只是一个笑话。现在，一线城市要做的是重新站到起点，面对新一轮竞争，搞清楚自己的路径。未来，决定胜负的关键更多在于这座城市对自己命运的主动选择，而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那种基于地理优势和政治地位的因缘际会。 广州选择“枢纽型网络城市”，和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气质一样务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一线城市经济“脱实向虚”的回击。 （摄影/苏俊杰）每个城市一道选择题中国的一线城市，未来变成什么样，其实是这样一道选择题：A产业中心、B枢纽城市、C创新中心。你可能要问，为什么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不见了？南风窗记者认为，这两个根本不用选。北京，既是政治中心，也是金融中心，这没得选择。从世界历史看，在任何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国家，首都既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还必然是金融中心。看看国外。法国是西欧少数具有一定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所以巴黎是这个国家所有事情的中心。俄罗斯就不用说了，圣彼得堡这个靠海的曾经帝都，无论是金融资产总量还是交易活跃程度，现在根本就不能和莫斯科相提并论。德国是另一面，在这个充分沐浴了日耳曼人地方自治传统的国度，法兰克福、慕尼黑，甚至斯图加特，哪个都比柏林更像金融中心或者经济中心。总之，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是否重合，这必然由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治理所决定。北京的地位，真的没得选。那么，剩下三个选项如何选择，这才真正的大问题。现在，上海选择了“国际金融中心”，广州选择了“枢纽型网络城市”，年轻的深圳选择了“创新之都”。对于上海的战略目标，《南风窗》相关文章已多有论述，这里不再多言。现实中，上海不妨看作是独一无二的产业中心。比方说，世界五百强企业多以上海为中国或亚太总部，但它们都是产业公司或消费品公司，而不是投资银行、机构投资者这样的金融机构。至于集中于上海的外资商业银行，它们本质就是金融业的消费品公司，经营所需，并不以排他性信息和政策批条为主，所以选择上海作为总部并不奇怪。 北京是政治中心，地位无可取代。鱼和熊掌无法兼得相比而言，广州选择“枢纽型网络城市”，和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气质一样务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一线城市经济“脱实向虚”的回击。房价刚刚过去的狂野涨势，再次证明了一个经济学原理，即实体经济创新和金融过度膨胀其实是不可得兼的。广州在这轮房价大涨中表现最为淡定，表面上看似乎没有抢到“风头”，实际上恰恰是为城市未来发展储蓄了充足的动能。为什么说实体经济创新和金融过度膨胀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实体经济怕高房价（高房价就是房子的证券化或者证券化的房子），但金融却不怕，甚至还偏偏需要高房价。为什么？因为，金融业有着两个本质特征，一个是杠杆，一个是信息不对称。何谓杠杆？房贷就是杠杆，首付三成，杠杆率就是3.33（100/30）。如果是炒作外汇，因为“利差”极小，所以杠杆率可能要放大到1000倍。杠杆率越大，你赚钱越多——当然，亏了，也会更惨。在这里，你很容易发现，只要杠杆率足够大，他就可以抵消金融膨胀、资产价格飙升所带来的成本上涨。“不管成本多高，只要我杠杆大！” 上海的战略目标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金融的第二个本质特征是信息不对称，信息越不对称，越能赚大钱，而且是“排他性”赚大钱。而高成本、高地租，某种意义上讲，刚好可以形成一个地域、空间上的“门槛”，形成这样一个排他性的信息流动圈子。信息多重要，炒股就知道。一级市场的寻租股东，二级市场的庄家，他们靠的不就是比你提前知道一些事情吗？但实体经济的本质属性就是和金融不一样了，它不能乱用杠杆，杠杆高了，这是逼近负债红线，是危险信号。它也不能太多地利用信息不对称，股市可以欺骗散户，P2P可以欺骗投资者，但实体经济你敢欺骗经销商和下订单的客户吗？运行很复杂，但道理很简单，只是没人愿意讲清楚。实际上，当大城市在面临“虚实”选择之时，很难做到实体创新和金融膨胀的“双赢选择”。前不久，国内一些城市的房价突然暴涨，而“代价”是区域内大型创新企业加快了外迁邻市低成本地带的步伐。广州已经先行一步 广州的选择非常明确，即建设一座枢纽型网络城市，着力建设国际航运、航空、科技创新三大战略枢纽，从而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源和增长极。这个战略可以这样简单理解。首先是背景，一是世界经济版图东移亚太，东南亚、中国加上日韩，这一区域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增长极。二是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将继续，这个改革过程绝非闭门造车，还将继续强化与国际分工体系的对接。换言之，经济领域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正在到来。在以上背景之下，广州的定位不是吸收资源的“资金池城市”，而是资源积聚和配置的超级枢纽。所谓“资金池城市”，一个表现是让资金“固化”在房地产中，区域内个人和企业越来越以获取资本利得为优先选择，而不是从实业投资中获利。但是枢纽型网络城市则截然不同，它既是国际性的资源配置中心，是一座服务型城市。同时，也是资源集聚的生产力提升基地，是内生型的技术创新中心。可以看几组数据：今年前7月，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6.1%和6%，其中国际业务增长最为明显，往来白云机场的国际及地区旅客同比增长超过20%。今年上半年，广州直接融资余额1.2万亿元，增速52%居全国第一。这个增速，在以前少有，风投必言“北杭深”的时代正在过去。商贸领域“人流”和股权投资领域的“钱流”，他们远比GDP数字更能反映一座城市实体经济实情，以及它在区域经济带中的真正作用。一位业内资深的风险投资人对南风窗记者说，高房价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个“悖论”：中国最好的创业公司都集中于一线城市，但创业公司偏偏最怕高房价。进创业公司的年轻人很多不是富二代，房子对他们是个大事。即便创业成功，创始人的股权卖几千万，普通员工不过百万，一套好点的房子都比这个贵。他说，以前看项目主要看北京、深圳或者电商大本营杭州。但现在，广州由于房价控制得好，优秀创业者开始聚集在广州。同时，微信总部在这里，广州也是珠三角制造业基地的枢纽，随着移动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的崛起，广州必然成为新的创业之城。通过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打造符合实体经济现实承受力的营商成本，聚集高端要素，反击经济“脱实向虚”，广州的这种选择其实也是顺应了中国新一轮城市化可能出现的模式转向。广州的选择非常明确，即建设一座枢纽型网络城市，着力建设国际航运、航空、科技创新三大战略枢纽，从而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源和增长极。正在启动的新趋势近期，高层智囊、中财办主任刘鹤几年前的一个观点被媒体广为传播。他认为，现在全球开始了第三轮城市化浪潮，主要特点是通过强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网络联系（city-region and net-working），全面提高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这个趋势在伦敦、巴黎、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东京、大阪等城市开始起步，大城市获得更加重要的地位。更早的论述中，刘鹤讲得更清楚。他提到了一个“城市网”模式，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为何是“城市网”？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一直以来，中国有两种城市化的方向之争，一是大城市化，二是城镇化。但它们都有内在缺陷。过分的大城市化不但带来了大城市病，而且在中国现有的财税金融体制下，还会导致基于高房价的分配扭曲和生产力配置区域失衡。这种扭曲和失衡，对于一个大国而言，是不能被允许的。同样，小城镇化的问题更明显。它违背了工业化的普遍原理，即资源要素的积聚才能提高生产力。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乡镇企业曾引领一时风骚，但如今多半销声匿迹。其根源就在于，它们基于基层治理地理架构的分散、零碎的生产和运营模式，存在着内在缺陷，根本不足以抗衡沿海大厂家的进攻和外资消费品巨头的入侵。但“城市网”却可以综合大城市化和城镇化两条路的优点，并尽量避免它们的缺点。世界上，建设“城市网”最成功、最早也最高效的国家是德国，在上世纪30年代，德国就成为了一个基于“城市网”的工业国。德国人靠的是高速公路（中国必然靠高铁和普铁）。1932年，德国修建了从波恩至科隆的高速公路，这是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直到今天，德国依然拥有仅次于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的世界四长的高速公路网络。但你要知道，其他三个国家比德国大多少倍。世界上任何国家，贫富差距和经济脱实向虚两个大问题，根本上都是由于金融资本无限膨胀，并最终凌驾于产业资本而导致的。而金融资本多半都和地租有密切联系，而“城市网”解决单中心导致的地租暴涨问题，同时也通过高效的交通网解决要素集聚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的最理性选择。除了高层智囊的观点之外，产业界也有了新变化。前不久，华为集团创始人任正非公开发声：“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实际上，华为部分终端业务已北迁周边低成本地区，这正是对“城市网”的呼应。广州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发展战略，正和这种城市化的模式转向相契合。它顺应了全球第三轮城市化浪潮，既考虑了广州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和华南枢纽城市地位，也顺应了国际产业变革的潮流，更是对一线城市经济“脱实向虚”的回击。从更深的层面讲，枢纽型网络城市的模式，不但为陷入了实业高成本、财富分配扭曲等“双重困惑”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另一个可能性。同时，更是对国家结构性改革的前瞻性响应。